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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视文艺晚会的“政治—抒情”传统及其演变创新

    时间:2023-06-16 12:05:14来源:小小文档网本文已影响

    陈 寅

    中国电视文艺节目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同样的文艺类型——电视文艺晚会。作为深具中国特色和特定历史内涵的称谓与节目实践,中国电视文艺晚会在其历时性存在和时代性发展的过程中,确立了“人民性”审美取向和“民族化”审美风格,不仅承载着鲜明的舆论宣传、社会动员等价值功能,而且具有独树一帜的中华文化内涵与美学风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政治—抒情”传统及其审美范式的时代内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义文艺领域便开始探索政治与文艺相互交融、彼此激发的文艺创作模式,并从两者之间的内在审美联系出发,创造出政治与文艺辩证统一的审美范式。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文学领域正式提出“政治抒情诗”概念。虽然“政治抒情诗”“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并得益于借鉴域外资源”①张立群、李阳、郑志杰:《“政治抒情诗”的考辨及其域外资源问题》,《石家庄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119页。,但它在中国“十七年”时期的勃兴,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文艺领域在政治性和抒情性结合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具有范式性的文学(诗歌)样式及审美风格,进而形成一种将政治与文艺紧密融合、有机统一的“政治—抒情”基本模式与审美范式。“‘政治’和‘抒情’的修饰语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要在反映现实政治的同时兼具浪漫的气质”②张立群、李阳、郑志杰:《“政治抒情诗”的考辨及其域外资源问题》,《石家庄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119页。。在政治抒情诗中,“诗作者以‘阶级’(或‘人民’)的、社会集团的代言人身份出现,表现其关注政治事件、社会运动的热情,和以诗为‘武器’介入现实政治的追求,具有进行政治动员的感染力量。”①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页。

    同一时期,文艺晚会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以社会主义人民性审美取向赋予了中国传统的综合演艺活动以新的政治导向与审美教化功能。其中,“大型音乐舞蹈史诗”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正式命名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文艺晚会包括1964年的《东方红》、1984年的《中国革命之歌》、2009年的《复兴之路》、2019年的《奋斗吧 中华儿女》。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推出以“大型情景史诗”形式呈现的《伟大征程》,成就新时代“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全新创作模式与审美特征。成为中国文艺晚会发展较高成就的代表,它以音乐、舞蹈、诗歌、戏剧等艺术形式来表现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将政治主题、历史事件贯穿于鲜活、多元的艺术表演之中,追求立意高远的艺术理念和恢宏大气的舞美风格,形成了政治与文艺一体化的审美境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形成了中国文艺晚会的“政治—抒情”传统,这对中国电视文艺晚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改革开放后,中国电视文艺晚会的主题、形态、内容等不断丰富,其演播方式、基本架构、审美风格等也逐渐成熟定型。无论是以节庆联欢为契机、全方位展现中国人民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社会景观与精神风貌,还是在重大政治主题的艺术演绎中,将革命英雄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紧密结合,历经多个阶段演变发展的中国电视文艺晚会,均采用现实政治与艺术表演相融的电视化呈现方式,使其抽象概念和思想在趋近人民群众审美趣味的影像表达中得到鲜活传递,也使主题立意与情感抒发在并行不悖中得以调适融合。

    中国电视文艺晚会名称中的“文艺”二字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政治—抒情”传统的继承,既清晰标识出中国电视文艺的根本属性,也表明了其与中国文艺事业和文艺战线的隶属关系。首先,从中国电视文艺的根本属性问题上看,中国的电视文艺与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一道,共同组成“社会主义文艺”阵容,其本质属性是人民性。人民既是中国文艺的创作源泉,也是中国文艺的服务对象,人民是包括电视文艺在内的中国文艺工作和文艺事业服务的中心;
    其次,从中国电视文艺与中国文艺事业和文艺战线的关系上看,中国电视文艺是中国文艺事业和文艺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和重要战线之一。这为中国电视文艺晚会发挥价值引领作用和政治导向功能铺设了根本逻辑。

    基于中国电视文艺晚会兼具政治意识形态和艺术审美两方面的属性及功能的诉求,如何处理好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成为中国电视文艺晚会发展中无法回避、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中国电视文艺晚会的基本艺术特征与最高审美境界便是党性与人民性、政治性与抒情性、政治主题/立场与艺术风格/表达之间的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从诞生之日起,中国电视便体现出鲜明的宣传、工业和技术属性。由于电视机尚未普及,加之彼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国电视业更多地发挥了在政治斗争、社会动员、对外宣传等方面的独特作用,电视文艺节目也呈现出较为鲜明的政治审美化倾向和政治抒情风格,在电视文艺节目的生产中也表现出明显的技术审美主义,即“过分追求形式和象征手法的美学风格”③常江:《中国电视史(1958—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1页。。

    同时,早期中国电视文艺节目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中寻找演播资源,向戏剧、电影、广播借鉴制播经验,其虽具有较强政治宣教和计划经济色彩,但却以鲜明的中华美学风格和精英审美趣味,对大众展开审美教化,从意识形态和审美层面划定了中西方电视文艺节目之间的重要边界。

    进入20世纪60年代,在对艺术品类加工改造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中国电视文艺节目的本体探索和创新建构不断取得新成就。一是形成电视音乐、电视舞蹈、电视戏剧/戏曲、电视文学四大电视文艺品类,其为综合性电视文艺晚会创造了基础性条件;
    二是以春节节庆活动为契机,创办迎春文艺晚会。1960年,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首次播出综合性春节文艺晚会①据现有史料,最早的电视文艺晚会是1958年12月31日上海电视台直播的新年晚会《欢庆新年》,共计15个上海文艺团体参与了表演,内容涵盖沪剧、评弹、器乐演奏、歌唱、相声、杂技、舞蹈、少儿朗诵等。参见常江《中国电视史(1958—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初步构建了中国大型电视节庆文艺晚会的基本模式。

    受政治社会环境和民族文化传统等因素影响,中国电视文艺晚会在初创期便形成了以“人民性”审美取向和“民族化”审美风格为基本特征的“政治—抒情”传统。“人民性”审美取向的生成是社会主义文艺本质在电视文艺晚会中的具体体现,而“民族化”审美风格则彰显了中国电视文艺晚会的审美属性与审美传统。

    一是在特殊政治社会环境中生成了“人民性”的审美取向。中国电视的起步面临并不平静的国内外环境,中央的指导性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为中国电视文艺晚会的创作厘定了发展方向,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电视文艺晚会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功能。这一决定性的力量就是全国上下对“人民性”作为社会主义文艺本质属性的认知与共识,明确了“党性”与“人民性”辩证统一的关系,厘定了社会主义人民性审美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总体功能。

    二是在独特民族文化土壤里生成了“民族化”的审美风格。初创期中国电视文艺晚会对民族化艺术品类展开全方位呈现,使中国文艺的瑰宝透过电视技术和语言的影像转化,得到传承和创新。在中国电视文艺晚会演变创新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其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智慧,中华节庆活动和民俗艺术也为其提供了整合所有艺术品类的契机与形式。正是在与诸多成熟艺术品类进行交叉融合的过程中,中国电视文艺晚会的民族化审美风格逐渐形成,显现出一种崇高与优美相融合的审美特征;
    也正是以中华节庆与民俗文化为基底,中国电视文艺晚会展现出丰富深沉的艺术审美价值,强调审美教化和神圣仪式功能,彰显出对中华美学传统和文化精神的承继与延续。

    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央文艺政策调整放宽的契机下,中国电视文艺发展迎来“十七年”时期的一个小高潮。60年代的三台《笑的晚会》②北京电视台分别于1961年8月(电视导演:笪远怀)、1962年1月(总导演:耿震,电视导演:王扶林等)和1962年9月(特邀导演:杜澎,电视导演:王扶林等)播出三台《笑的晚会》,这是中国电视史上最早以“笑”命名的主题性文艺晚会,成为初创期中国电视文艺的一次大胆而罕见的尝试。已经较为清晰地显现出电视节庆文艺晚会的形态与特色,展开适应新环境、新形势、新政策的多样化探索。

    根据中央精神,北京电视台指示文艺组创办“有益无害、不太强调政治内容的娱乐性节目,以健康的笑声活跃群众的生活”③赵化勇:《中央电视台发展史(1958—1997)》,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对于中国电视文艺发展而言,这是具有突破性和开创性的,成为进一步印证文艺发展在社会经济逆势中上扬的现象,说明人民在社会经济发展困难时期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不减反增。

    相比初创期以歌舞为主的电视文艺晚会,《笑的晚会》对电视文艺晚会的多样性、喜剧性和娱乐性展开探索,建立了全新的电视文艺晚会制播理念与审美范式。《笑的晚会》首次大量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俗性、喜剧性内容和元素中提取演播资源,在“批判地继承民族文艺遗产”的基础上展开创新。尤其是从第二台开始,以中国传统“茶座式”空间作为演播室景区,使表演者与观众融为一体,强化了晚会的联欢性和互动性;
    在相声表演的基础上还增加了话剧片段、独角戏、笑话以及被喜剧化的京剧、演唱等,可谓中国喜剧艺术和表演的一次大集合,呈现出浓郁的即兴色彩和娱乐色彩。《笑的晚会》之所以能够得到大多数电视观众的欢迎,正是因为它的创新是基于中国文化土壤和电视传播规律的,是与中华传统文化和美学传统、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和受众心理结构、初创期电视文艺本体探索等一脉相承的。

    改革开放后的《迎新春文艺晚会》和央视春晚接续了《笑的晚会》所建构的模式雏形与审美范式,不仅将电视喜剧艺术发展推向高潮,而且真正建构起一种中国特色电视文艺晚会的“超级模式”。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电视文艺晚会的基本模式和受众基础已经比较稳固,电视文艺晚会成为新时期展现中国文艺界崭新风貌和社会全新气象的重要艺术形式。相比初创期,这些电视文艺晚会的主题、形式、内容和元素等更加丰富多元,电视制播水平也有了显著提升。更为重要的是,新时期电视文艺晚会尝试突破单纯的对剧场式文艺晚会的转播,开始探索符合电视演播规律的文艺晚会审美范式,形成了继承和创新“政治—抒情”传统的大型电视节庆文艺晚会。

    中华传统节庆是举办文艺晚会的重要契机之一,大型电视节庆文艺晚会的形成既体现鲜明的民族传统与民族特色,又赋予电视文艺晚会以重要社会意义及时代性内涵。一方面,它与中国传统节庆民俗仪式及其所映照出的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审美观念、生命意识、家国情怀等紧密相连,并在“影像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形成全新的创作模式与审美范式;
    另一方面,它在以电视艺术方式表现特定时间节点下的重要历史、政治事件中,持续探索着政治主题与艺术表达之间进行有效平衡的具体形式,这使中国电视文艺晚会“政治—抒情”传统得到创新继承与发展,创造出以“春晚模式”为代表的大型电视节庆文艺晚会的高峰形态与艺术典范。

    (一)从《春节大联欢》到《迎新春文艺晚会》:“春晚模式”的历史源流

    “春晚模式”以起始于1983年的央视春晚为基本形态和范式模本,同时包含中央电视台、各地方电视台以及各部委、群团组织在春节期间推出的各种主题、形态和内容的电视文艺晚会。在中国人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里,“春晚模式”集中展现各艺术品类的最新成果,以综合性演艺的方式呈现出中国社会的整体风貌,承载了超越一台电视文艺晚会本身的价值与功能。央视春晚确立了“春晚模式”的基本架构、创作规范与审美范式,但“春晚模式”的确立并非以1983年为起点,且“春晚模式”所包含的具体节目模式、创新探索的总体进程、审美特征的形成过程等,也不仅仅框定在始于1983年的央视春晚之中。

    1955年的《春节大联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有明确记录的、具有联欢性质的春节文艺晚会①参见张洁、宫承波《试论春晚的诞生》,《当代电视》2019年第7期。,在纪实影像中呈现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厂举办的综合性春节联欢活动,建构和形成了现代文艺晚会的基本框架和创作规范,同时也说明文艺晚会形态及其审美风格在中国电视诞生前已经基本确立。20世纪60年代的三台《笑的晚会》虽然不是在春节期间播出的文艺晚会,但却是初创期电视文艺晚会的一个小高峰。它所开创的以喜剧性为特色的晚会风格,为以“联欢”为本质特征的“春晚模式”奠定了基础。

    1979年中央电视台的《迎新春文艺晚会》对“春晚模式”的影响更为直接深刻,尽管它并非中国电视史上的第一台文艺晚会,却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电视文艺创作者需要通过最能表现全国人民喜悦心情的艺术形式与载体,以一种全新的制播理念与方式来展现中国的新风貌。中央电视台决定在除夕之夜以一台大型综合文艺晚会的形式来欢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一个春节,以《迎新春文艺晚会》的创办为契机,展开突破文艺晚会传统模式的实验性探索,并取得了诸多创新性成果。

    在开场设计上,该晚会以交谊舞拉开晚会帷幕,有了新潮新颖的开端;
    在演播形态上,其将“茶话会”这种中国特色社交集会形式引入电视晚会的演播,以茶座式空间的开放性特征强化了电视节庆文艺晚会的联欢互动色彩;
    在节目串场上,该晚会没有设置传统的报幕员来播报节目,而借助相声演员的艺术技巧与风格来增强串场的趣味性和功能性;
    在节目类型上,其改变以往以歌舞为主的节目内容,将各种艺术形式、内容和元素进行交叉融合,体现电视文艺晚会的综合性审美特征及其对各种艺术样态的融合力与转化力。晚会选用《祝酒歌》这首抒发全国人民粉碎“四人帮”后的喜悦之情、激发人们为“四化建设”继续奋斗的歌曲,显现出电视文艺晚会“政治—抒情”传统在新时期的延续与独特表达方式。

    多次执导央视春晚的邓在军认为,这台晚会成为“中央台以后举办的历届春节联欢晚会的雏形”①中央电视台研究室:《邓在军电视艺术研讨会(资料摘编)》,1992年,第12页。。《迎新春文艺晚会》进行的此类晚会的突破性探索,在1983年后历届央视春晚的创作实践过程中逐渐完善、定型,成为“春晚模式”形成发展进程中最具参照价值的范式模本之一。因此,《迎新春文艺晚会》是与央视春晚一脉相承的,是真正意义上“春晚模式”的“前身”。

    (二)“春晚模式”创生及其审美特质

    之所以将1983年央视春晚认定为首届,除了它首次冠以“联欢”之名并一直延续至今外,还在于它首次以“现场直播”为技术手段,突破以往转播式、录播式晚会的局限,使现场观众、电视观众与台前幕后演职员之间的交流互动更为顺畅,也令晚会的总体构想、节目创意、节目内容等方面的呈现更为鲜活。

    经过多年的发展,日趋成熟的“春晚模式”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密,逐渐产生对社会变迁特别是审美风尚变迁的映射效果,也形成对社会变迁的显著引领力和影响力。此外,“春晚模式”还生成以精英主义立场和方式对政治、艺术、技术、市场逻辑的融合力,并维持了多重力量的基本平衡,这为“政治—抒情”传统在“春晚模式”中的延续发展奠定基础,进而形成多元融合的审美特质。

    一是政治性与大众性的统一。这是中国电视文艺晚会“人民性”审美取向的具体表现,它意味着晚会的意识形态导向和主流价值观的传递,需要以普通民众能够接受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需要在政治性与大众性之间进行恰当的调谐,从而在艺术审美中实现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平衡。“春晚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的形成,便是彼时政治意识形态与艺术审美之间磨合的结果。

    二是仪式性与情感性的交融。央视春晚建构在“除夕”这一春节“倒计时”的重要时间节点之上,成为以中国国家电视台名义举办的全国性节庆仪典,天然地承载了仪式性功能并以电视的独特方式促成中国人对春节节庆仪式的高峰体验。对于中国人而言,春节特殊时刻的“欢乐”是典型的“中和之乐”,体现了过去一年复杂情感的总和,“春晚模式”仪式性的最显著特征便是这种复杂情感的恰当融入,并体现出张与弛、悲与喜、情与理、家与国在晚会演出中的辩证统一。

    三是联欢性与喜剧性的契合。源于《笑的晚会》的电视喜剧性探索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得到延续与拓展。这不仅得益于改革开放为喜剧艺术带来的发展机遇,还在于喜剧性与央视春晚联欢性的契合。“春晚模式”以对中国喜剧艺术和喜剧精神的彰显,巧妙地在喜剧性与联欢性的结合中展开对喜剧艺术电视化的创新探索,并以此替代西方文化工业条件下的娱乐性。这既体现了文化自信,又规避了政治风险,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笑”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价值与功能。

    伴随电视的强势崛起和大型电视节庆文艺晚会的成熟,各种主题、形式、风格的电视文艺晚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获得空前发展,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从电视文艺晚会的整体发展来看,这一时期的电视文艺晚会又延伸出“重大主题晚会”和“实景演出”两种基本形态及审美风格,显现出电视文艺晚会“政治—抒情”传统的审美裂变现象与全新审美趋向。

    (一)重大主题晚会的子模式及其审美风格

    “重大主题晚会”是指围绕党和国家重要历史节点和重大政治活动创作的文艺晚会,其根植于中国革命历史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对中国电视文艺晚会“政治—抒情”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发展。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年是“重大主题晚会”繁荣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重大主题晚会”不仅在数量、规模等量化指标上不断突破,而且在审美形态、审美风格、审美追求等方面也呈现出鲜明特质,创生出“精神颂歌”“社会动员”等子模式。

    1.营造崇高之美的“精神颂歌模式”

    在“重大主题晚会”中追求崇高之美,即通过典型化创作和艺术化手法塑造英雄形象,表现强大革命意志和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力量,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雄伟壮阔的气质,体现对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褒扬,以激励人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奋斗为目标。

    在党和国家重要历史节点和重大政治活动的特定时空背景下,“重大主题晚会”创造出一套独特的营造崇高之美的基本范式,以“庆典式的叙事风格,仪式化的戏剧场景,英雄化的人物性格,礼赞性的叙述语言,构成独具魅力的崇高美”①郦苏元:《当代中国电影创作主题的转移》,载罗艺军、杨远婴主编《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第542页。。这些晚会②主要包括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人间正道是沧桑》(1993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光明赞》(1995年)、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回归颂》(1997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祖国颂》《江山如此多娇》(1999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红旗颂》(2001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为了正义与和平》(2005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复兴之路》《祖国万岁》(2009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胜利与和平》(2015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的四十年》(2018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奋斗吧 中华儿女》(2019年)、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英雄儿女》(2020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伟大征程》(2021年)等。基本上都以“颂歌”“赞歌”主题和篇章板块式结构来展现具有时空跨度的重大历史事件,综合调动艺术和技术表现手段,形成恢弘大气的舞美效果,以具有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的多样化艺术形式实现晚会的价值与目标,展现出革命英雄主义、革命浪漫主义、革命乐观主义三者紧密结合的独特气质,在引领正确舆论导向的条件下满足艺术创新和多样表达的诉求,可谓之“精神颂歌模式”。无论从艺术品类、表现形式的广度上,还是从技术运用、舞美呈现的精度上,都可谓中国文艺的集大成之作,体现了中国集全国之力办晚会的制度特色。

    “精神颂歌模式”通过在建党节、国庆节、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纪念日(特别是在其“逢五”“逢十”时)等重要时间节点举办的散点式晚会,绘制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当代史画卷,组构人民创造伟大历史进程的精神谱系,显现出以社会主义人民性为审美取向的现代审美形态的“一种纪念碑式的大制作”③范玉刚:《人民美学的尊崇与崇高风格的凸显——“十七年”文艺创作的审美思想史研究之一》,《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2期,第33页。。这种晚会艺术化地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转化为重大主题晚会形态,不断诠释与强化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蓝图,从而发挥其与新环境、新形势相适应的舆论宣传与审美教化功能。

    2.凸显纪实之美的“社会动员模式”

    以纪实性为审美追求的“重大主题晚会”通常在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和即时性的国家重大成就取得之时举办。其在短时间内迅速组织和编排,以发挥文艺对全社会的组织动员功能;
    或为受灾地区和人民赈灾义演,在动员社会力量提供物资救助的基础上,发挥文艺在困难时期鼓舞斗志、提振精神的独特作用;
    或为国家取得的重要成就庆功祝贺,以文艺的形式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可谓之“社会动员模式”。

    在1998年抗洪抢险、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抗震救灾、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事件中,中国文艺界发扬光荣的战斗传统,以电视文艺晚会为平台,集结各艺术品类的艺术家通过义演方式为救灾、纾困服务。这些晚会①主要包括抗洪赈灾义演晚会《我们万众一心》《为了灾区的孩子》(1998年)、歌颂伟大抗洪精神的晚会《抗洪精神颂》(1998年)、抗击“非典”特别节目《我们众志成城》(2003年)、抗击“非典”庆功晚会《我们一同走过》(2003年)、抗击雨雪冰冻灾害晚会《情满中国》(2008年)、宣传文化系统抗震救灾募捐活动《爱的奉献》(2008年)、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主题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0年元宵节特别节目》和《2020湖南卫视元宵一家亲特别节目》等。在电视文艺总体框架下融入新闻性、纪实性内容,将新闻纪实与文艺表演相结合,展现出电视文艺晚会的社会辐射力、引领力与影响力。为1998年抗洪赈灾举办的《我们万众一心》晚会“从筹备到完成直播,仅仅用了8天8夜的时间,筹集到6个亿捐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②陈雨露:《〈我们万众一心〉创作谈》,《当代电视》1999年第10期,第4页。,其以强主题性、强纪实性、强契机性、强共鸣性和强效果性等审美特性生发了对同类晚会的范式效应。其晚会演出者们全部统一着装、素颜出现,整台晚会也没有一个独立表演的节目,以质朴性、集体性的面貌展现出其与人民站在同一条战线、凝聚全国人民爱心的姿态,使社会主义人民性审美取向以这种方式得到充分显现。为2008年抗震救灾举办的《爱的奉献》则在同类晚会模式的基础上展开创新探索,拓展了同类晚会的结构形式、节目形式和表现形式。晚会共募集15.15亿元③参见赵化勇《中央电视台发展史(1998—2008)》,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又一次创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募捐活动之最,有效发挥了电视文艺晚会的社会组织和动员功能。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央视春晚、元宵晚会等在短时间内创作出情景报告《爱是桥梁》《你的样子》等抗疫主题文艺节目。临时调整的湖南台《元宵一家亲特别节目》还“将‘实体弹幕’设在空置的观众席上,在晚会现场同步接收观众的反馈信息,增强了晚会与观众的同在感”④胡智锋、陈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传媒艺术媒介性功能的彰显》,《艺术评论》2020年第3期,第11页。。

    《奥林匹克情》《为中国喝彩》《百年圆梦》《逐梦航天》《中国冰雪之夜》等为庆贺国家重大成就、致敬英雄楷模而举办的晚会也呈现出强烈的即时性和纪实性,发挥了提振民族自信、强化民族认同的重要功能。《奥林匹克情》晚会是在国际奥委会宣布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当晚举办的,罕见地在追求“中和之乐”的电视文艺晚会中呈现出狂欢的热烈景观。该晚会虽为提前编排准备的,但面对申奥结果的未知,晚会是否可以顺利直播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当晚会因申奥成功而顺利开播后,包括主持人倪萍在内的演职人员和观众几乎是在激动得难以控制的情绪下参加晚会的。该晚会以一种直播态的方式释放了中华民族百年奥运圆梦的激情,并通过艺术性和纪实性的融合,实现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中华民族百年奥运梦想与奥林匹克精神的巧妙联结。

    (二)实景演出的子模式及其审美风格

    电视文艺晚会演播空间的实景化、广场化转向,使其在与自然、人文、科技景观的融合中拓展了晚会电视化的表现形式,形成以全景开放式演播空间为主要形态、蕴含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和科技之美的“实景演出”模式。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年,以国家重大标志性活动、文艺走基层、传统节庆为契机,“实景演出”不断得以创新和深化,进一步发展出风格各异的“慰问演出”“情景融合”等子模式,不仅在呈现民族景观和民族艺术方面显示出独特优势,还在凝聚人民情感、强化民族认同、彰显中国精神方面拓展出新的价值。

    1.追求质朴之美的“慰问演出模式”

    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兴起及其商业属性的凸显,使电视文艺的事业属性和公益属性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弱化。“实景演出”在演播空间上与基层和百姓的零距离贴近,特别是以中央电视台“心连心”晚会为代表的“慰问演出模式”的创生,不仅打破了艺术家们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感,还是对社会主义人民性审美取向的一次复归,对快感消费、奢侈办会的一种反拨。

    按照中央指示精神,中央电视台于1996年成立“心连心”艺术团,到广大基层地区进行慰问演出,逐渐形成群众文艺与电视文艺、艺术表演与社会公益相结合的晚会形态,旨在促进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心心相连的情感联系。

    1996年2月,广电部和中央电视台以央视春晚部分演员为主要阵容,前往西柏坡慰问演出,“这是广电部、中央台首次深入基层到革命老区举行的大型演出活动”①赵化勇:《中央电视台发展史(1958—1997)》,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412页。,显示出“重温历史、坚守初心”的象征意味与现实意义。此后,“心连心”艺术团的行程遍布农村、工厂、学校、军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从思想立意上看,该晚会总是带着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思念和关怀来到全国各地基层群众身边,通过政府组织、央视搭台的形式,集结全国优秀演艺人才和地方文艺骨干为群众服务,展现出中国电视文艺鲜明的事业属性和人民性审美取向的。

    相比央视中秋晚会等山水实景晚会所营造的景观美与意象美,以“心连心”晚会为代表的“慰问演出模式”追求的是一种质朴美与真实美。“心连心”艺术团的首场演出便是在西柏坡岗南村开阔农田处搭建的土台子上开演的,其后的演出场地也都选址在当地标志性且利于群众聚集的空旷区域。该晚会不仅汇聚当地戏曲曲艺、民间艺术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样式,还邀请当地文艺骨干与艺术家联袂演出,营造台上台下联欢互动的氛围。该晚会创造了主会场与“小分队”联动的独特演播模式,主会场深入乡镇一级,“小分队”深入村寨一级。“‘小分队’常常跋山涉水,到群众身边进行演出,创作适宜在村头乡间进行零距离演出的节目”②赵化勇:《中央电视台发展史(1998—2008)》,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页。,使演员和观众的思想、情感真正融为一体。该晚会采用木板、墙纸等材料搭建演出场地,所有演职人员均无报酬,并需要严格遵守组织纪律③包括不搞任何欢迎仪式,剧组人员往来交通费用、舞美设计和舞台搭建费用、人员在当地的食宿费用等都由剧组负责等,不给演出地政府和群众增加负担。参见赵化勇《中央电视台发展史(1998—2008)》,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该剧组不仅压低演出成本,还在演出地捐建希望小学,演员们在演出之余自发在当地参加采风调研和劳动实践等活动,在晚会创作和演出中坚持富于亲情、传递温暖的公益性内涵④参见王宪生《塑造央视大型公益品牌节目——“心连心”艺术团慰问演出的公益内涵》,《电视研究》2007年第7期;
    赵化勇《中央电视台发展史(1998—2008)》,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

    2.包蕴民族之美的“情景融合模式”

    “实景演出”的独特审美特征使其在表现中华民族的艺术风韵和民族风格方面颇具优势,以其开放性空间布局与融合性呈现方式,增强了电视文艺晚会的中国气派与民族气质。在融合创新的环境下,作为“实景演出”子模式的“情景融合模式”逐渐形成,体现出一种将情绪、情感、情怀与景观、环境、意境和谐相融的晚会新形态。“情景融合模式”通过对自然人文景观的舞台化、电视化改造与转化,将自然形态、技术形式、艺术样态、人文元素的综合体作为电视文艺晚会的创意元素和审美要素,形成一种融入浓郁中华风韵、浓烈民族情感的晚会形态及审美场域。

    在2016年的中国G20杭州峰会演出《最忆是杭州》中,艺术展演、文化元素、全息投影等都被置于亭台楼阁、湖光山色之间,中华文化内涵与世界大同理念也透过电视化手法得以充分展现;
    连续30年探索电视文艺晚会实景化的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通过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动静结合的电视美学表达”,“创造性地在自然意象和艺术意境中,展现中华民族期盼团圆美好、爱好和平安宁、崇尚天人合一的理念与情感”⑤陈寅:《中秋晚会三十年审美变迁与创新价值》,《电视研究》2022年第1期,第63页。;
    香港回归祖国前夕推出的《飞跃黄河》晚会则从对景观、奇观的呈现,转向对民族精神气质的升华。该晚会舞台设置在黄河壶口大瀑布旁,将文艺演出穿插在著名特技演员柯受良驾驶汽车飞跃黄河的直播中,将紧张激动的现场情绪融入民族梦想与精神之中,在这场“激情飞跃”的电视化呈现中,不断强化着国家和民族腾飞的重大意义,也因此使其超越了民族景观和文化的艺术价值,赋予了晚会在增强民族团结与认同上的独特功能。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电视文艺晚会便走向了偏重于内生性的本体探索之路。经过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两个重要时期的阶段性积累与发展,中国电视文艺晚会形成了遵循“政治—抒情”传统及其创作规律的大型电视节庆文艺晚会基本形态。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年,中国电视文艺晚会在新环境中发展出“重大主题晚会”和“实景演出”等晚会样态及其审美风格,显现出这一时期中国电视文艺晚会对“政治—抒情”传统的创新与突破。

    总体而言,中国电视文艺晚会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理想,它以强大的艺术集纳力、包容力与创新力,发挥和满足了艺术化表达政治理念、在情感抒发中引领舆论导向的价值功能,创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交融互渗的典型艺术形态,亦成为贯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同历史方位的标识性艺术样式与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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