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朱 哲，陈 诗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春130012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中国人民银行2022年印发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指出，金融科技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重要引擎。金融科技(FinTech)是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同传统金融深度融合的产物。借助数字技术，金融科技提升了金融普惠性，如移动支付减少了交易成本，使交易变更加便捷[1]；
大数据技术提高了金融服务精准度，加速信用资本化进程；
区块链技术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重构了信用体系[2]。已有研究普遍表明，金融科技具有积极的经济效应[3]，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减少信息不对称等路径[4]，金融科技可促进企业创新[5]，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6]。作为高科技和金融深度融合的产物，快速的创新及资本的无序扩张也使得金融科技在赋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蕴含潜在风险[7]，例如：头部企业的用户规模过于庞大，一旦发生风险会对整个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
个别行业通过算法进行决策，严重损害劳动者利益；
区块链底层技术过于依赖国外，可能会被欧美“卡脖子”。基于此，有必要深入探讨金融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为发挥金融科技的积极作用、防范金融科技风险、助力高质量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通过对金融科技的演变史与技术在金融行业应用的深度和变革影响，可以概括出金融科技的三阶段发展历程。根据金融与科技发展的历史规律，无论是前沿技术抑或是新兴产业，其持续发展的根据均需要落脚在其本源，也就是要满足所处时代的金融需求，所以在讨论金融科技发展阶段时有必要剖析各阶段金融科技的典型应用。

(一)金融IT阶段典型应用——以ATM为例

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认为，自动提款机(AutomaticTellerMachine，简称ATM)是20世纪银行业真正具有制度创新意义的发明之一，ATM的出现加速了美国商业银行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中期以前英国是世界头号金融强国，美国金融业的发展程度在西方国家中并不高，美国金融业的落后主要体现在商业银行上，多方面的原因使得当时美国多数州都规定银行只能是单体银行，严格限制银行的经营场所和数量，多数商业银行被禁止在异地开设分行。相比之下，单体银行的抗风险能力较弱，而网络化经营可分散经营风险。1914年，美国商业银行超过27,000家，其中95%没有分行，这种碎片式的银行体系是美国历史上频繁爆发金融危机原因之一[8]。20世纪70年代早期，ATM的发明和推广改变了这一现状，ATM让商业银行在没有异地分行的情况下也可办理存取款业务，ATM的诞生和普及使得美国州政府不得不放开对单体银行的限制，自此美国商业银行不断发展壮大[9]。因此，保罗·沃尔克认为，ATM是改变美国金融格局、推动美国成为世界金融强国的重要因素。

(二)互联网金融阶段典型应用——以P2P网络借贷为例

我国P2P网络借贷(又称P2P金融)在出现初期野蛮生长，后来频繁暴雷，投资者损失惨重。2016年高峰期间，我国有5,000多家P2P平台，只经历短短四年多的时间，在2020年年底我国P2P平台清零。我国传统金融体系的供需长期不平衡，存在结构性错配，众多中小微企业获取金融服务的难度较大，同时普通投资者缺少投资渠道，P2P网络借贷的原理是由第三方搭建平台，让资金出借方和需求方建立联系，从而使普通投资者手中的闲散资金获得高于银行存款的超额收益，使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获得更多的金融服务。从理论上讲，通过为资金的需求方和供给方搭建信息桥梁，P2P网络借贷可增加金融供给，提升金融普惠性，但在实际中，无论何种模式的P2P网络借贷，投资者或平台方都无法准确识别借贷方的信用[10]。中国和美国是P2P规模最大的两个国家，而中美两国都无法解决借贷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美国是商业银行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小微企业和个人从商业银行获取金融服务相对容易，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虽没有美国成熟，但国家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的政策导向加上商业银行间的激烈竞争，让众多经营良好的中小微企业也可低价便捷地获取金融服务。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只有在传统金融体系无法获得金融服务的借款方才会选择P2P模式，总体来说，这部分企业自身经营情况较差，盈利能力较弱，面临较高的借款利率，违约风险更高。正因如此，P2P行业鼻祖、风控体系相对健全的美国借贷平台LendingClub成立多年仍无法实现稳定盈利。中国的情况则更为糟糕，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平台不得不通过提高利率吸引投资者，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高利率让借款方面临更高的违约风险。更有甚者，个别实体企业通过设立P2P平台给自身输血，这种自融模式风险巨大[11]，一旦经营出现问题会造成投资人血本无归。这些通过互联网进行违规借贷、非法集资的平台虽然也被称为P2P，但有别于借助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真正为金融赋能的金融科技。

综上所述，虽然P2P网络借贷在缓解金融排斥、提升金融普惠性方面被寄予厚望，但在相关技术及配套设施取得突破前，除了头部企业能通过应用场景获取信用信息以外，多数P2P平台都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信用体系理论上可以解决信用问题，但现阶段相关应用仍处于研发阶段，距离落地还有很长的距离。

(三)智能金融阶段典型应用——以数字货币为例

大力发展区块链技术已经上升为我国的国家战略，虽然区块链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不再陌生，但已落地的区块链应用仍然罕见。较早进入大众视野且为大众所熟悉的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比特币虽然具有一定的货币特性，但币值波幅过大，无法实现货币功能，2,100万枚的上限又使其难以发挥货币机制，因此比特币无法成为法定货币，更适合被看作一种高风险、高波动的数字金融资产[12]。比特币等虚拟货币虽然难以成为法定货币，但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多数国家对虚拟货币的态度通常是风险提示或强化监管[13]。

虽然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只是数字金融资产，但基于区块链技术并以政府信用背书的法定数字货币对于优化传统法币支付功能、助力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比于传统交易方式，数字货币交易省略了中间流程，降低了支付成本，提高了支付效率，有利于数字经济提质增效[14]。通过数字技术可为偏远地区和弱势群体提供适当的金融供给，提升金融普惠性。数字货币的可追踪性和可溯源性还便于中央银行掌握货币的流转信息，及时监测微观经济动态，有助于宏观经济调控和防范金融风险。因此，法定数字货币理论上在推动经济转型、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但在相关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前，现阶段使用纯粹区块链技术进行支付仍存在诸多困难，如较差的可扩展性会降低支付速度、支付最终完成时间点不明确会产生结算最终性问题、配套技术仍无法支撑区块链的算力算法等。在这些难题攻克前，难以基于纯粹的区块链技术进行支付[15]。为了规避区块链的技术短板，美国科技公司Facebook推动的数字货币Libra使用混合式架构对区块链进行了扩展，底层是中心化架构，最终结算层才用到了区块链。

借助数字技术，金融科技正在重构商业形态、金融业态和信用体系，并帮助传统金融机构加速数字化转型，进而赋能高质量发展。

(一)移动支付技术重构商业形态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利于高质量发展[16]，移动支付已渗透至我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发展催生了诸多新业态，优化了产业结构。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移动支付规模高达527万亿元，用户规模达到8.5亿人。移动支付的普及和通信技术的发展重构了商业形态，诸多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随之不断涌现。如在共享交通领域，约车软件的出现提升了出租车、网约车的使用效率，减少了乘客等待时间，节约了全社会时间成本、搜寻成本和支付成本；
共享单车缓解了“最后一公里”问题，在使生活工作更加便捷的同时还减少了碳排放。此外，移动支付具有能够记录的特点，高渗透率使得各种信息都可被记录，在不侵犯个人隐私的前提下，通过移动定位技术可以记录活动轨迹，通过餐饮外卖信息可以记录饮食偏好，通过医疗和保险信息可以记录健康情况，通过娱乐和消费信息可以记录兴趣爱好。各种支付信息越多，对一个人的画像也就越全面，由此商家的广告投放和销售推送就可以更加个性化和精准化，使精准商业成为可能[17]。

移动支付推动了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随着传输速度更快的5G技术的推广，以无人驾驶、物联网为代表的各种应用会越来越成熟，更多目前难以预期的新应用也必将持续涌现，这些新模式、新业态都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

(二)人工智能技术重构金融业态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实体经济的发展及转型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提升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正在深刻影响着金融体系，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使得机器在一些领域可以代替人的工作，用算法做决策能大大降低人的主观决策风险，通过实时更新的大数据不断完善算法，可使决策结果更精确[18]。人工智能的概念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提出，但直到21世纪初，深度学习、GPU解决算力问题和数据标注技术等的突破才使得人工智能应用落地成为可能。

在金融领域，人工智能的典型应用包括三个方面[19]。第一，通过快速吸收和学习信息，把信息转化为知识。相比于人类，人工智能对于文本、图像、数字等信息的获取和处理能力更强，这使得人工智能在收集和处理信息方面获得广泛应用，如人脸识别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支付、身份识别等领域。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改变传统的信息收集和整理方式，一些偏向于金融流水线和中低端分析活动的工作将被机器大面积取代。第二，基于大数据和深度学习技术进行预测。如资本市场上基于算法的高频交易，通过历史数据制定交易策略，根据资本市场实时信息自动完成交易。第三，按照既定规则学习并优化博弈策略。人工智能学习知识的效率远高于人脑，且在决策过程中没有情绪波动，因此对于博弈策略的优化能力更强，在围棋、国际象棋等竞技性项目上，人工智能已经战胜了人类。在信贷决策领域，蚂蚁金服的小贷产品已经实现了全程无人工服务。在传统模式下，信贷决策由人完成，数据起到参考的作用，蚂蚁金服的小贷产品则把信贷决策工作交给人工智能，通过算法几分钟便可完成信贷申请审核，在加快金融服务速度的同时还减少了人的主观风险，实现了精准化信贷。依靠人工智能，蚂蚁集团小贷产品的违约率和成本远低于传统金融机构。

(三)区块链技术重构信用体系

企业之间及金融机构同企业之间的信用信息不对称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掣肘[20]，区块链技术通过重构信用体系，可大幅降低信息不对称。区块链借助分布式记账、多节点共识、非对称加密和智能合约等技术，可建立强大的信任机制和共识机制。凭借无法篡改、公开透明、可溯源等优点，在诸多可能的应用中，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征信体系被寄予厚望[21]。

在弱信任环境下，通过区块链技术可建立一套信任机制，区块链的参与者都拥有各自的账本，账本的变动需要向区块链中所有用户广播，得到所有人确认后才可进行变动，其他账本同时也对这次广播进行记录，这使得区块链每个数据节点都可记录和验证账本内容，从而在保障了数据无法被篡改的同时还建立了分布式的共识和信任机制。区块链基于数据采集信息，利用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网络取得共识，因此不再需要第三方信用中介，征信成本大幅降低[22]。信用来源的拓宽还可加速信用资产化进程，小微企业通过日常经营可在区块链网络中积累信用，在缺少抵押品的情况下也可通过信用资产化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通过分布式的记账体系，区块链可以精确识别借贷各方的信用和风险情况，使得众筹、网络借贷等行业变得可行。未来随着区块链相关应用的落地，必然会重塑传统信用体系，提升金融的共享性、普惠性。

(四)金融科技助力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传统金融机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23]，借助相关技术，金融科技可助力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为提升自身数字化水平，传统金融机构持续完善移动端功能，把更多的功能转移至线上，优化在线服务，加速数字化转型。在银行方面，各大商业银行持续优化移动终端，开发小程序、公众号，大力发展远程银行，推出云咨询、云贷款、云服务等数字化服务[24]。如南京银行借助人脸识别技术，开通了在线贷款、法人面签等业务；
杭州银行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开通了远程风险评测、异地贷款核保面签等功能；
民生银行借助智能语音、高速数据传输等技术推出了面对面“视频”交易、云管家咨询等服务。在保险方面，各大保险公司在开展在线业务的同时也加速新技术的应用，推动数字化转型。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增加保险供给，电子商务、衣食住行等领域的新型保险产品不断涌现；
通过生物识别技术，保险行业缓解了信息不对称；
借助大数据技术，保险产品更加精细；
通过区块链的去信任化与共识机制技术，保险和理赔成本大幅降低。

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和渗透能帮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在赋能高质量发展方面大显身手，但如果缺少有效监管等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不利于高质量发展。

(一)数据存在安全隐患

在数字化时代，数据已成为同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并列的重要生产要素。数据同时也是金融科技的关键生产要素，是金融科技企业优化算法、开展业务的重要依据，具备很高的价值，这使其成为不法分子和黑客觊觎的对象。在线传输的特征以及云技术、生物识别等新技术的应用进一步增加了信息的风险敞口[25]。如2017年发生比特币病毒勒索事件、2019年3月道琼斯服务器发生数据库信息泄露、2020年4月中国股市发生报价错误，这些案例都说明金融科技在降低旧风险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新风险。现代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对于区块链技术而言，不可篡改的特征是指一旦被区块链记录就无法修改，这种记录如果是因为个人信息被盗而发生的非法记录，那么在相应法律不完善的情况下，不可篡改的特点反而使得被盗资产难以追回。此外，部分用户规模超过5亿人的龙头级别头部企业，其业务已经穿透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些头部企业的风险已不再是企业自身风险，如果发生风险事故会影响到数量庞大的普通人生活，损害公共利益，甚至危害国家安全。

(二)头部企业数字权力持续膨胀

金融科技存在“头部效应”，凭借应用场景多的优势，头部数字平台通过来自应用场景的实时数据不断优化其算法，并拓展新的应用场景，形成良性循环，这使得资源不断向头部集中，形成垄断格局。垄断不利于高质量发展，垄断还使数字平台巨头的数字权力不断膨胀，并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头部企业过大的数字权力会影响社会分配机制。金融科技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行业，人均利润远高于传统行业，如沃尔玛2020财年净利润约为阿里巴巴的65%，但员工数量是阿里巴巴的20多倍，可以看出两个行业之间人均收入的巨大差距，虽然数字巨头的经营效率高于传统企业，但随着贫富分化的持续加剧，收入分配公平问题必然要被重新审视。数字平台巨头的垄断还会冲击社会结构。在数字化时代，大数据是同劳动力、资本并列的生产要素，也是具备高度控制力的生产要素，如在外卖行业，骑手实际送餐时间和规定时间会形成往复循环、越逼越紧的反馈机制，通过算法的智能优化，骑手的送餐时间不断被压缩，这带来逆行、超速、闯红灯等一系列问题。为了吸引用户注意力，金融科技企业还会根据用户偏好推送各种商品及信息，减少其选择权，美国著名学者福山甚至认为大型科技公司使用大数据影响了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当金融科技企业拥有大量的消费者数据时，可通过多维度数据对消费者进行精准画像，对不同客户实施歧视性定价，这种歧视性定价究竟属于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还是“大数据杀熟”有时令监管部门难以界定。平台巨头数字权力的膨胀来自其拥有的数据，而目前数据确权问题仍然难以解决[26]，在已经提出的解决方案中，无论“数字税”、拆分大平台，还是数据随用户转移、引入独立第三方等方案都还不成熟，有待完善。

(三)底层技术及核心技术仍需进一步突破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趋势放缓，美国持续打压中国高科技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底层及核心技术掌握在外国手中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在金融科技领域，我国虽然是金融科技应用大国，但众多底层技术来自国外，对国外技术的过度依赖必然存在潜在风险。以区块链为例，虽然区块链技术应用领域广阔，但其底层技术开发难度较大。目前，我国区块链底层技术原创程度较低，仅少数机构在探索区块链底层技术的自主研发，已经落地的项目多采用国外开源技术作为底层平台。通过西方对我国的技术“卡脖子”事件，可以看出过度依赖欧美技术的严重后果。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度依赖国外技术必然面临潜在风险，甚至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此外，为实现应用的大面积落地，区块链相关技术仍需进一步突破。作为一种技术集成创新，区块链的数据库、点对点网络等基础组件技术较为成熟，但共识机制、智能合约等技术仍有待完善[27]，目前的配套技术并不能支持区块链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分布式记账和同步验证存储信息的特征对算法和算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现有的技术水平每秒能够实现上万笔的交易数量，但这远不能满足真实应用场景的需要。

为进一步贯彻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精神，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本文以下提出金融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金融科技监管机制

金融科技既具备金融的属性，又兼具快速创新的特点，因此，既要意识到进行监管的必要性，又要结合科技手段，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监管。一是针对金融科技构建相应的监管体系。在现有金融监管法规基础上，针对金融科技的特征尽快出台并不断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提供配套的司法解释，建立多维度共同监管体系并明确监管分工[28]。二是建立数字化、在线化的金融科技监管体系。通过向数字化监管转型满足数字化时代和智能时代的需要，基于大数据技术加强对于网络信息的搜集和挖掘，基于区块链技术建立可溯源的追踪体系。三是借鉴国外经验，探索中国版的“监管沙箱”[29]。通过设立试验区，在鼓励企业创新的同时，发现其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并及时予以纠正，避免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四是协助金融科技机构加强风险管理。协助相关机构强化基础设施监控，完善防火墙、数据加密、网络安全等技术和设备的管理，定期对基础性技术设施及重要系统进行风险测算和定级备案。

(二)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金融基础设施既包括支撑金融系统正常运转的硬件设备，也包括服务金融体系的信用环境、法律环境、投资者保护制度、信息服务等。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对于提高金融效率、防范金融风险具有重要作用。一是在信息披露、征信体系、反洗钱监测等方面与国际接轨，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提升金融业国际化程度，使中国金融科技在世界格局中拥有一定话语权。二是加强金融创新，增加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在征信、监管等底层服务中的应用，增加底层服务的供给数量，发挥规模优势，降低市场成本。三是持续推进“数字乡村”战略，增加偏远地区的电信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农村及偏远地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薄弱，金融科技覆盖面和渗透率都较低，可通过完善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农村的移动网络，借助金融科技实现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

(三)重视金融科技基础技术研发

虽然我国金融科技市场规模已经位居全球首位，但同美国相比，我国金融科技的技术水平，尤其是基础技术仍存在一定差距，我国金融科技创新多为应用型创新，底层基础创新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提升。一是重点支持核心技术。对于事关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及关键性研究项目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完善协同创新机制，各主体发挥协作力量，尽快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二是加大复合型金融科技人才的培养。在积极引进复合型金融科技人才的同时，还应加强相关领域学科建设，培养金融科技所需要的复合型人才。三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护知识产权有助于增强创新动力，而我国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仍有较大改善空间，要以法律形式明确产权，既推动企业进行成果转化，也要鼓励科研机构进行技术研发和成果转让。可借鉴美国的《拜杜法案》，结合我国实际，尽快推出适合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分配机制，以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来激发创新活力，最终既充分保护研发主体的科研成果，又激励科技成果尽快实现孵化进入市场并完成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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